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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江泽民“七一”讲话比较初探

日期:2006-12-26  来源:
  1992年初春,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满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希望之情,从北京南下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市视察,发表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核心思想内容的谈话。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对推动全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时隔近10年的200171,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好党”,以及“三个代表”要求为核心思想内容的讲话,在全国、全党迅速掀起“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热潮。历史必将证明,江泽民“七一”讲话与邓小平南方谈话一样,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创造的突出贡献而载入史册,以其对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好中国共产党产生巨大作用而载入史册。

  诚然,邓小平南方谈话和江泽民“七一”讲话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只能在宏观方面进行。因此,本文仅就二者间所存在的共同点、差异和二者的相互关系作一大致的比较。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江泽民“七一”讲话(简称南方谈话和“七一”讲话)的思想理论,同属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体系,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造,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制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产生的伟大思想成果;二者都以解决当代中国、乃至未来中国社会存在的突出矛盾作为着眼点和归宿而发表的。这是二者的基本共同点。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①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造。江泽民“七一”讲话,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发展和创造,二者均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特色。

  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核心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依据这一原理,在总结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判断姓“资”姓“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年来,“三个有利于标准”在指导全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一标准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符合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实际,符合实事求是精神的,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体而又概括的正确的答案。江泽民“七一”讲话,依据“实事求是”基本原理,在总结建党80年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思想,他强调指出“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党80年建设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完全符合我们党80年建设、发展和奋斗历史的实际,符合21世纪党的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因此可以说,无论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还是“三个代表”思想,无不闪射出“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芒。

  第二,邓小平南方谈话和江泽民“七一”讲话,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创造,都具有理论创新的显著特点。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总结中国43年、世界75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尤其对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作出与过去教科书脱离生产力状况,而强调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原则特征有差别的新的概括和总结。南方谈话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成为南方谈话的中心思想内容,概括起来就是: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让一部分地区有条件的先发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抓住机遇,尽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按“四化”标准选拔干部,造就人才;依靠科学,加快科技进步;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等。南方谈话最富创造性的思想除“三个有利于”标准外,还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科学论断,打破过去长期信守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中解脱出来,推动中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和发展,为党的“十四大”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中国人民经过近10年的努力,终于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相接轨、相融合,并被世界各市场经济国家所接纳,使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为中国21世纪的经济发展——开辟世界性大市场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科学论断是正确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行得通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和新创造。

  江泽民“七一”讲话,继承和发扬了马、列、毛、邓等革命导师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的优秀品质,在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面对21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好党”的重大课题,发表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概括起来就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从严治党,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创造性地将发展生产力理论和发展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思想纳入党的建设理论,并把她们作为衡量党的理论、政策和各项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一次重大突破,创造性地将党的建设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国家建设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逐渐形成一套更为符合党的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国家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为圆满完成21世纪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作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七一”讲话还创造性地提出,党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七一”讲话明确了新的社会阶层,并肯定这一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七一”讲话还对过去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要求那些存在着错误思想观念的人、主现主义和形而上学者从三个方面自我解放出来,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表现出第三代中央领导核心、领导集体锐意改革、创新,与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决裂,务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执政党的决心和信心。

  “七一”讲话还提出,在当今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财产逐渐增加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要坚持“三个看”的标准。即“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而“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可以说,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具体、生动的发展和创造,充分体现了党的建设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特征,不仅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现状,而且非常及时地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的形势下分清是非和辩明“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提供了新的界限和标准,使我们党在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其先进性的基础上,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开创党的事业新胜利,从组织上提供了坚强保证。

  第三,邓小平南方谈话和江泽民“七一”讲话,都是围绕解决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突出矛盾而发表的,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政治特色。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原苏联)的解体,给正处于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以巨大震撼。在国内党内曾一度出现“凡事”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的另一种“凡是”。尤其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经济特区,他们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热点。这个“凡是”,这场争论,以及这些怀疑和指责,无疑直接阻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阻碍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阔步向前的步伐。如果任其泛滥,后果将难以设想。正是在这样一种尖锐、复杂的政治形势下,邓小平通过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全面总结和冷静分析后,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际,上下求索,寻找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答案。1992年春,邓小平利用南方视察的大好时机,发表他关于这个答案的谈话。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南方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在深圳视察期间发表的,邓小平运用深圳经济特区在短短十几年间,通过改革开放发生历史巨变的史实,深入浅出、有理有据地作出特区姓“社”不姓“资”的判断,既而提纲挈领式地有力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极大地推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坚定的步伐快速向前发展。

  当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胜利跨入21世纪、举国上下高歌欢庆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党中央敏锐地觉察到,党的建设虽然始终没有停止过,但是,由于党执政50余年,尤其在改革开放22年间,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以及党员干部的工作、生活环境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让党中央焦虑的是,基层党组织的软弱涣散和党内腐败蔓延等问题严重威胁着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面对这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时刻,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在抓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下决心集中时间和精力,认真研究和解决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通过对历史的全面回顾和总结,通过对现实的严肃剖析和深刻分析,通过对未来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的展望,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历史到现实,由现实到未来,这样多层次、多角度地回答了在21世纪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重大课题,为全党指明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全党扎扎实实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带领全国人民如期完成党所确定的第三步战略目标。

 

  南方谈话与“七一”讲话不仅存在相近和相似的共同点,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和特点,主要是二者的核心思想内容和要解决的焦点问题不同,二者的形成过程不同。

  ()二者的核心思想内容和要解决的焦点问题不同。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内容和要解决的焦点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南方视察历时35天(中间有断隔)所发表的谈话,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思想而展开的。

  而江泽民“七一”讲话的核心思想内容和要解决的焦点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好党”。“七一”讲话全篇分四个部分,都是围绕这一核心思想和这一焦点问题而展开的,其中最突出和最富创造性是提出“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好党”提出了纲领性的战略、方针和原则、策略。

  (二)二者形成的环境背景和过程不同。

  众所周知,“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四十年间,这些问题均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理论上,过去长期过份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而忽视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和水平,导致长期错误认为,只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亦受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深刻影响,长期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平均主义式的按劳分配制度,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并长期将经济工作的方法、策略与人的政治思想的先进与落后混淆在一起,在经济工作领域开展无情的阶级斗争,至使经济工作者和广大劳动者的思想长期困扰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导致社会主义经济越搞越死,亦使中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对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生产关系作局部调整,并逐步建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能从根本上作出明晰而有力的判断和回答,也还没有能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概括和总结。1990年,当邓小平完成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历史使命离休后,他那一颗“中国人民儿子”的赤诚的心,仍然挚着地跳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于是在这个时候,他几乎倾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邓小平以其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其敏捷的政治思维和把握全国全局、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智慧、才能和胆识,通过对中国、世界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现实,由一国到多国,又由多国到少数几国的兴衰发展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答案逐渐在他心中形成了。于是,1992年初春,他乘坐专列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市视察,发表他经过长期思索研究和反复酝酿成熟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谈话。

  南方谈话的发表,象春风一样吹绿了祖国大地,在全国上下迅速掀起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潮;改革开放由沿海沿江沿边迅速向内陆和西部地区发展,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格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充满生机和希望,全国人民盛赞南方谈话发表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下求索而产生的思想政治智慧和理论成果,是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

  江泽民“七一”讲话要解决的焦点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 “怎样建设好党”,这同“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课题一样,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在建党80年的历史上,我们党同样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在理论上,我们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以及针对某种情况采取的一些具体行动等,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脱离中国的实际。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思想路线的实施和泛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结果给党的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失。在实践上,党的工作同样受到原苏共长期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无论碰到什么问题,都喜欢从政治思想上和阶级出身上找根源,长期下来,至使在相当数量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中,形成人的政治思想和阶级出身决定一切的错误观念,并形成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意识,完全违反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潮就是在这样一种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以至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意识在党内长期存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至登峰造极的地步),严重影响着党的健康发展;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队伍和党的执政环境条件的较大变化,一部分党员干部经不起金钱、女色,乃至权力的诱惑和考验,党内腐败逐渐蔓延和发展,且势头之猛,令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共产党员都感到惊心害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尤其这个集体的核心江泽民总书记,面对党内存在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抓住千年之交、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果断、坚决地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好党”的问题,提到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议事日程。2000220,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广东,在广东茂名高州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发表讲话,旨在动员全国县(市)级党员干部“三讲”教育的开展。22125日,总书记在广东深圳、顺德、广州三市考察,围绕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他深入到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南岭村,与村党支部成员、村民代表进行座谈;在顺德市和广州市分别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详细了解基层党建的做法和经验,共同探讨新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在经过深入调研和对建党70多年历史的全面总结后,总书记于224,在广州主持召开的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用“三个代表”总结概括建党70多年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用“三个代表”要求建设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更好地当好“三个代表”,用“三个代表”指导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保证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同年5815日,江泽民总书记先后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514,他又一次在上海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发表以“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的建设”为中心思想的讲话。对“三个代表”思想的地位、作用、意义作进一步阐述。这一系列讲话对“七一”讲话中心思想的确定和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同年4月中旬、5月上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内蒙古和宁夏考察工作时分别强调用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三讲”教育,高标准、高质量搞好“三讲”。5月下旬,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第28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三个代表”的重大意义。他强调指出:学习贯彻好“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关系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全局,而且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身体力行“三个代表”的思想,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坚持、体现和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自此至20016月,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各成员,在各种不同场合发表讲话时,均分别对学习、贯彻好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阐述和部署,使“三个代表”思想内涵不断丰富,使“三个代表”思想不断深入党心民心,亦使“三个代表”思想理论成为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共同的思想智慧和政治智慧。这一系列丰富、宣传和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集体行动,为江泽民“七一”讲话主题思想——“三个代表”思想内涵的全面深化和扩展作了充分准备。“七一”讲话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七一”讲话形成的特点是个人创造与集体创造相结合,既属于江泽民总书记本人,又属于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江泽民“七一”讲话的关系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

  首先,邓小平南方谈话要解决的问题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江泽民“七一”讲话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好党”。在理论上,二者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上,二者又同属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很显然,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没有执政党为建设者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以及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上的坚强保证,其目标将无法实现;同样,有了坚强有力的政党,如果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弄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懂得“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策略,那么,执政党的作用也不能发挥好。因此,邓小平南方谈话和江泽民“七一”讲话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作用和意义,都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和统一的一个整体,二者密不可分。

  其次,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而江泽民“七一”讲话则是在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下,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建设思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其间,有着显著标志的是“三个有利于”标准与“三个代表”要求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差别。其一,二者均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第一要素、第一标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又是任何社会形态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因此,发展生产力的标准,应该成为任何社会组织、社会形态下的国家、政党衡量自己所制定的政策、法规和各项工作是否正确的标准。邓小平首先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和衡量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法规和各项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显然是非常正确的。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这一思想精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生产力标准运用到党的建设理论和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去,发展成为“三个代表”要求、标准的第一要求、第一标准,即“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既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创造,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杰出贡献,这一将社会发展规律引入到执政党建设思想理论及实践之中的壮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与执政党建设、发展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把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千年之交、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从社会发展规律这一根本上把握了当今社会与时代发展的脉搏。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核心、领导集体敢于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和团结一致发挥集体智慧,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的光辉典范。其二,“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三个代表”要求,均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法规,以及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由此可见,南方谈话思想与“七一”讲话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化了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三,“三个有利于”标准与“三个代表”要求的差别在于第二个“标准”与“要求”,即“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为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建设应以物质文明建设为根本和核心,而执政党的建设则应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根本和核心。“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科技、教育等实力;“先进文化”“七一”讲话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三个有利于”标准与“三个代表”要求的这一差别,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与党的建设的不同特点和重点,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与党的建设,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独立的一面。

  再次,从“七一”讲话的整体思想内容看,不仅吸收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思想到“三个代表”思想之中,而且还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都吸收进“七一”讲话。因此可以说,江泽民总书记的“七一”讲话,既是面向21世纪发表的“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讲话,又是面向21世纪发表的——把伟大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讲话,通篇闪射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真理的光芒。

注:本文入选20022月深圳、海南等五特区联会举办的“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同年,本文发表于《〈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纪念南方谈话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注:①江泽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第14页,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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