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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郁

日期:2006-10-21  来源:
        陈郁(1901~1974),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和广州起义、省港大罢工的组织指挥者之一。在他长达5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先后担任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副主席兼太平洋航线分部主席,中共海员工会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兼党团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兼中华全国海员工会主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中央委员、六届四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列宁学院中国民族组党支部书记、中共七大中央候补委员、辽西省委副书记、长春市委副书记、三五九旅政委、东北工业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国家燃料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长等党内外领导职务,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繁荣富强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
 
       1901年11月11日,陈郁诞生于宝安县南山村(今深圳市南山区)。出世刚三月,在外国轮船上当了十多年海员的父亲陈卓耀即劳瘁而死。父亲死后,家中留下祖母、母亲和陈郁三人,全部家产只有两间风雨飘摇的老屋和十来棵荔枝树,三口之家的生计全靠母亲白天下田干活,晚上编织竹器,农闲替人做工来维持,备极艰难。
      陈郁四、五岁就开始替母亲做一些家务,六、七岁即跟随母亲下田劳动。他看着村中那些能上学读书的孩了,非常羡慕。八岁那年春节,父亲生前的几位工友远航归来,来探望亡友的遗孤,问陈郁有什么愿望,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上学!”母亲大吃一惊,连忙说:“读书不是你的事情,你长大了,像你爹一样,跟着伯伯们上船当海员。”几位工友听了陈郁的要求很高兴,连声称赞他有志气,并说:“你爹和我们不识字,不知吃了多少亏,”几人当即慷慨解囊,使陈郁在9岁那年进了本村小学。他读书很努力,但不到两年,又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退学了。
    陈郁失学后,就成为家中的重要劳力,上山打柴,下海捕鱼,什么都做。母子二人终年辛劳,仍不能填饱肚了。而相反的是:陈郁却看着本村的地主陈福堂,与洋商买办勾结,终日来往于广州、香港,花天酒地,还恣意对村中的穷苦人家欺压掠夺。这些事,在少年陈郁的心中埋下了不平的种子。陈郁12岁那年,陈福堂带着家人来到与陈郁家毗邻的荔枝园,公然声称陈郁家的荔枝树挡住了“他的阳光”,并吩咐家人砍去陈郁家的荔枝树。陈郁怒不可遏,手握柴刀去与陈福堂拼命,经祖母和母亲死命拦阻,陈郁才心有不甘地悻悻作罢。
        因为此事,母亲怕陈郁遭陈福堂毒手,不敢留在身边,便托人介绍到香港一家缝纫机厂当学徒。当时,陈郁是这个工厂最年幼的学徒,但受到比其他工人更严重的压迫、剥削。他除了每日必须坚持12小时在车间劳动之外,晚上还要到老板家里侍候,做繁重的家务活,并且动辄受打骂侮辱。陈郁把自己的凄惨处境托人告诉母亲,母亲又把他接回家中。16岁时,陈郁到香港一家汽年公司当学徒,学习修车技术。他吃苦耐劳,聪明好学,得到许多老师傅的称赞。公司老板是一个较精明的资本家,见陈郁勤劳聪明,在他学徒3年期满后,又送他到广州汽车学校学习修理与驾驶技术。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广州热烈响应。陈郁刚进学校,就随同学们一道参加了反帝爱国活动。
         1920年冬,陈郁从学校毕业后,仍回香港汽车公司当修理技工并得到老板器重,工资和老工人一样。不久,老板见陈郁的技术水平已超过老工人,就以苛刻的条件想赶走老工人。正直的陈郁为此事十分气愤,挺身而出找老板论理,说公司这样做是伤天害理,宁愿自己失业,也不抢老工人饭碗。老板没想到自己刻意栽培的陈郁会为这件事反对自己,便大骂陈郁不知好歹,忘恩负义。陈郁一怒之下,卷起行李回到了家中。但是,这不但没有帮那几位老工人的忙,反而使他们丢掉了饭碗。老板说他们“挑唆陈郁,破坏法规”,要统统开除。陈郁的这一场不计个人利害的反抗斗争,表现了他见义勇为的品格,但同时也表明他还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和知识。多年后,他向年青一代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感慨地说:“我辞职不久,我父亲的一位工友就批评我说,真是一个傻仔,为了反抗老板,不要说你个人辞职不起作用,就是你去自杀,也无损老板一根毫毛嘛!他这几句话我永远记得,我当时为什么傻?傻就傻在不懂得马列主义,当时中国也还没有共产党。”
         后来,汽车公司修理车间光靠几个没有技术经验的青年技工无法维持,老板只得请陈郁回来。陈郁明白了个人辞职无益于事,加之迫于生计,又回到了汽车公司。但不久,这家公司因竞争不过洋人开办的汽车公司,宣告破产。陈郁由他父亲生前的一位在英国“弧洲皇后”号轮船上当海员的朋友,介绍到船上当“侍应生”,不久又当了水手。
        他上船的时候,船上已有早期工会组织的雏形,称为“工余乐社”。这是一个互助互济的慈善团体。陈郁加入了这个组织并很快成了其中的骨干成员。当时在船上开展工作的苏兆征,认准陈郁是一个很好的工会骨干,对其着意培养。不久,“亚洲皇后”号上的“工余乐社”,加入了苏兆征、林伟民领导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当时,香港中国海员工资低微,工作繁重,生活艰苦,迫切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1922年1月12日,在苏兆征等人为首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陈郁与其他海员一道积极参加了罢工斗争。这次罢工坚持了56天,终于迫使香港当局接受了海员的合理要求。陈郁在这次罢工运动中,由于办事认真,斗争坚决,得到了工人的普遍拥护和信任。1923年,陈郁当选香港海员工会“亚洲皇后”号轮船支部负责人,成为海员工会的骨干。
        1924年,陈郁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干事、海员工会太平洋航线分会负责人。1925年,他又当选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副主席兼任太平洋航线分部主席。由于翟汉奇等人进行破坏和贪污公款,使得海员工会经费支绌并濒于分裂的边缘。陈郁挺身而出,全力协助苏兆征多方奔走,与刘达潮等海员骨干发起,由太平洋航线分部发动捐款,支援海员工会的经费开支,维护了工会内部的团结,使海员工会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陈郁直接领导的太平洋航线分部,成为当时香港海员工会的中坚力量。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反帝爱国运动的革命风暴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6月初,香港工团总会召开会议,决定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6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派邓中夏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到香港,与苏兆征等在香港工团总会召集了20余个工会负责人开会,陈郁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决定向港英当局提出援助五卅惨案的六项政治经济要求,举行总同盟罢工。
        陈郁坚决执行关于举行罢工的决定,积极组织领导本轮船和太平洋航线各船工人起来罢工。其后,其他航线海员相继加入罢工行列,打响了省港大罢工的第一枪。接着,各行各业工会立即响应,6月19日,香港十余万工人举行罢工。
        为了对付港英当局的镇压和封锁,省港罢工委员会下令罢工工人向广州转移。工人们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广州。陈郁奉命到深圳,负责罢工工人的接待和安置工作。
       为了加强对省港工人罢工的领导,成立了以工人领袖苏兆征为委员长、李森(李启汉)为干事局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同时在工人中选出代表组成最高议事机关一一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陈郁被选为罢工工人代表之一,并任罢工委员会的宣传干事。他经常向罢工海员作政治宣传鼓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宣传爱国主义和省港大罢工的意义,参加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的工作和封锁香港的斗争。
        罢工工人在生活上存在很多困难,陈郁经常抽时间去罢工工人宿舍和食堂看望工友,听取工友们的意见,千方百计地帮助工友们解决困难。遇到罢工工人生病,他就积极与各家医院联系,使病号得到及时免费治疗。由于经常接触苏兆征、邓中夏等共产党人并受到他们的影响和教育,1925年8月,陈郁在广州经陈权、梁祖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名反抗剥削、压迫的工人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8月,陈郁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海员工会副主席、中共海员工会委员会书记,负责海员工会日常工作。次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陈郁深入到工人之中,组织发动工人支援北伐战争。
1927年初,陈郁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党团书记,同时参加中共广州市委和广州工代会的部分领导工作。由于国民党打派分了及黄色工会的破坏挑拨,广州工人组织之间时常发生冲突。陈郁深入工人群众中去进行教育工作,也对黄色工会领袖人物进行教育和争取工作。由于他对广州地区工人阶级内部的复杂性了解不够,因此在解决复杂问题时犯有主观片面和生硬的缺点,主张成立“金属业工会”与广东机器工会对抗,结果事与愿违,反向把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赶到黄色工会一边去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陈郁代表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和海总党委,到上海找党中央,向陈独秀提出建议,要组织一次南方海员工人总同盟罢工,以回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遭到陈独秀拒绝,还被陈独秀大骂一顿。“四·一二”政变之后,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也紧急策划叛变。在危急关头,陈郁和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一起于4月14日去见广东省主席李济深,质询上海政变和广州形势。李虚伪地说:“决无意外发生”。但十五日凌晨,突然出动军队包围黄埔军校、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海员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等革命组织和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数天之内先后捕杀二干余人,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陈郁住在广州一德路,当晚他在群众的掩护下,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搜捕,转移到广州河南洪德路七巷一间小楼。此时,这里已被作为海员总工会和海员党团组织的秘密机关。他遵照党的指示,继续领导中华全国海员工会并参加广州市委和广州工代会的领导工作,坚持斗争。他白天隐蔽,晚上到海员工人居住较多的沙面开会,并秘密组织训练工人赤卫队。
        根据党的指示,4月20日,陈郁和周文雍等发动组织广州工人举行政治罢工,反对蒋介石、李济深的反革命政变,揭露敌人大屠杀的罪行。接着,他又和工会领导人一起,发动和组织了汕头、香港、澳门、广州、江门等几个航线的海员工人总同盟罢工,并依靠工人群众的力量,从敌人手里夺回汕头、江门、广州等地的工会会所,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显示了工人阶级在敌人白色恐怖的统治下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敌人派出了一些工贼,以所谓“改组委员”的名义占领和把持各个工会组织。陈郁与何潮等人研究,决定惩罚这几个坏家伙,派陈莲仔等组成“剑仔队”执行这一任务,但因没有经验而失败。后来,陈郁再次指派赤卫队员何水等人去执行任务,机智地镇压了一名改组派头目,然后安全转移到香港。
        1927年5月,陈郁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某日,他和工代会负责人研究,把工人积极分子分别组成一百个小组,每组十人,称为“十人团”,分布广州市内各处。当天晚上两点钟,宪警以为工人不会罢工示威了,都放松了警戒。这时,全城各街头突然出现了示威的工人。他们手里拿着红旗,散发传单,使敌人措手不及。陈郁和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等还以原省港大罢工纠察队员为骨干,改编和扩大建立了一支能够进行战斗的广州工人赤卫队,其中由海员工人组成的赤卫队第三联队,是一支坚强的骨干力量。在陈郁的指挥下,他们同反动军警、特务、工贼进行了多次斗争,积累了一定的战斗经验,并勇敢机智地把被国民党被捕的周义雍从监狱里抢救出来。
         1927午8月11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太雷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20日,张太雷主持组建广东省委,陈郁继续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同杨毅、黄谦一起负责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同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举行广州起义的决定。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张太雷先后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常委四次重要会议,部署有关广州起义的事项。陈郁参加了这些会议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2月11日凌晨3时先右,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下,广州的革命军队和革命工农群众宣布起义。全市各路起义大军按原定计划向敌人的主要据点发动猛烈攻击。陈郁率领工人赤卫队一部,攻打广州市公安局。在各方面的配合下,工人赤卫队冲进公安局,打开监狱大门,砸断了被监禁的革命者身上的镣铐。这些从监狱里出来的革命者立刻领取枪支,参加战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城区绝大部分地方,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旗在公安局的楼顶迎风飘扬,广州工农兵民主政府——广州公社宣告成立。l 2日中午,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起义的肚利,宣布了政府委员名单,陈郁被任命为人民司法委员。
        广州武装起义震惊了中外反动派,他们立即联合起来镇压革命。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终因敌众我寡,被迫撤出广州。陈郁在指挥工人赤卫队余部撤出广州后,进入广州市的敌人已把街道封锁。他来不及撇退,在一位海员工会干部的弟弟家中暂时隐蔽起来。后转移到沙面,在一位海员工人家里住了几天,通过海员工人的关系了解到省委其他幸存的领导人部分撤退到了香港,他才在海员工人的掩护下,秘密转移到香港。
       1928年1月1日至5日,李立三代表中央到香港,召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检查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他严厉指责起义领导人“右倾”,撇销了他们的职务,并分别给予组织处分;派他们回广州和汕头、江门等最危险的地方继续搞暴动,作为“考验”他们是否真正改正了错误的办法。陈郁也被停止了省委常委职务。2月,被派到汕头再次组织暴动。他发动工人群众从黄色工会首领手中夺回了汕头海员工会,但不久,工会遭到敌人武装镇压,陈郁只好退回香港。这次失败,使他深深地感到革命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在党和工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摧残尚未恢复的条件下,盲目地发动起义是没有希望的。他主动向省委提出积极做好恢复各地党团和工会组织工作的建议。
       1928年春,陈郁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兼中华全国海员工会主席。同年7月,复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长。10月,他到广州市做恢复工作。此时,广州的党团和工会等革命团体均被敌人残酷摧毁,特别是1928年春,敌人在广州杀害了周文雍、陈铁军等同志后,群众情绪受到影响,而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却十分嚣张,特务、暗探到处跟踪陌生人,革命群众经常被捕被杀。陈郁重返广州时,原有的一些关系已被破坏,只好暂住在一位工人家里。几天后,这个工人因害怕敌人日夜搜查,多次暗示要陈郁离开他家。由于群众情绪低落,处境十分困难,秘密工作没有落脚点,难于开展,因此陈郁不得不返回香港。同年12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补选杨石魂、聂荣臻、陈良郁等人为省委常委,黄平民等人为候补常委。
       1929年1月,陈郁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到海陆丰紫(金)特委一带巡视工作。他代表省委传达了12月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及省委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帮助特委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困难并要求特委建立城市工作部门;抽调一部份同志到其他地区工作,恢复党的组织和开展游击战争;还帮助解决了广州起义失败后撤退到海陆丰原教导团的外省籍军事干部的具体工作困难问题。同年2月,陈郁巡视东江一带回到香港后,以主要精力抓职工委员会工作,恢复和建立工人组织,促进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3月,陈郁在九龙海员工人俱乐部召开香港海员工会会议时被捕。警方虽然对陈郁审问四、五次,但因找不到任何证据,再加上陈郁的表哥花钱买通了一个英国侦探,遂获释放。
      1929年春夏之交,党中央工委书记兼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到香港与广东省委商淡工作,首先与陈郁接头并住在一起。陈郁对罗章龙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和工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广州市民受到反革命镇压很厉害,波及到工人群众的情绪,内地党组织损失严重,艰难开展工作。但是,我们还是有基础的,只要把组织恢复起来,敌人就不能打败我们。”他建议召开一个党的活动积极分子大会,以鼓舞士气,恢复组织,开展工作,罗章龙完全同意他的建议。经过陈郁四处秘密串连以后,在九龙郊区文庙召开了广东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出席会议的有40多人。陈郁代表省委在会上讲了话,提出要正确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迅速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克服“左”倾盲动情绪,广泛地团结工人群众坚持地下斗争。这次会议,对促进广东各地党和工会组织的恢复,推动地下斗争进一步开展起了一定作用。
        此时,党中央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要求各地把党、团、工会等组织合并,组成各级行动委员会。陈郁是广东行动委员会成员之一,主要负责城市组织罢工、总罢工、群众性的罢工示威大会等任务。由于这种“左”倾冒险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导致许多斗争的失败并暴露了自己,使党的组织和干部又一次受到很大损失。这期间,陈郁在香港第二次被捕,警方查不到什么证据,即把几十名海员工人和陈郁一起押送警察局,叫叛徒指认。因为这个叛徒不认识陈郁,所以他同其他工人一块被释放了。
       1930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陈郁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30年9月,中央调陈郁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他到上海后,立即着手恢复“海总”领导下的上海、广州、天津、长江、北方等重要海员工会支会,建立各支会与总部的正常联系。陈郁同朱宝庭密切合作,在极艰险的情况下,把“海总”的工作搞得有条不紊。他在“海总”的一次党团扩大会议上说:“现在不是放空炮、说大话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把工人组织起来,恢复基层工会。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入到海员工人中间去,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扩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陈郁还自己动手撰写文章,用“有邑”、“阿郁”等笔名,发表在“全总”机关报《劳动报》和“海总”机关报《赤海报》上,宣传这些观点。有时,他还带着《赤海报》到上海港的轮船上秘密散发。陈郁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工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阿郁’,并且知道他是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工人领袖。经过陈郁和“海总”其他同志们的艰苦工作,海员工会恢复了生机,各地支会都与“海总”恢复了联系,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海总”的组织还有所发展,成了当时“全总”属下最强大的工会组织。
        1930年底,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中国“改造中国党”。他到上海后,没有听取瞿秋白、周恩来等的意见,而是一味支持他原来的学生和追随者王明(陈绍禹)等人的小宗派。在米夫的指使下,王明等硬说中央“没有执行国际路线”。他们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要求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但是,米夫的主张当时在政治局并没有形成多数。陈郁也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召开“四中全会”。他认为,现在不要召开四中全会,要开一个吸收更多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研究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全总”党团的大多数同志和陈郁一样,都表示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这使米夫大为恼火,于1931年1月4日左右亲自找陈郁等做工作,并威胁说,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是反党等等。尽管陈郁仍然表示反对,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许多中央委员和老干部也都力劝米夫放弃自己的主张,但米夫仍然决定召开四中全会。
       1931年1月6日晚,陈郁得知中央决定召开四中全会后,彻夜未眠。他想到,如果同意召开四中全会,又不知米夫、王明等人把党中央“改造”成什么样子。因为在会议之前,米夫即认为“立三路线”是打着“左”的旗号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一论断,与陈郁在广州起义和起义失败后亲身体验的实际情况矛盾。如果“左”倾冒险的“立三路线”还右了,那不是要更“左”吗?但是,如果继续坚持反对召开四中全会的立场,党中央将会分裂,中国工人阶级将失去指挥中心,共产国际也将对中国党失去信任,中国的革命将更困难。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深刻考虑和分析了当时的情形,若继续坚持反对召开四中全会的立场,显然是违背党的利益,所以决定不反对开会”,“希望四中全会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解决目前党的一些实际问题”。可是,在1月7日的全会上,米夫等人采用了一手遮天的做法,宣读了米夫和王明起草的决议并强行通过。虽然李求实、林育南等同志大声表示反对,也无济于事。接着宣布了米夫决定的中央政治局名单,把王明等几个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推上了党的主要领导岗位,把邓中夏、林育南、李求实等统统撤换下来。因为陈郁表示了同意召开四中全会的态度,米夫等人又考虑到共产国际强调中央领导机构要增加工人成分的指示和陈郁在工人中的影响,故选陈郁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希望用这种办法,争取陈郁倒向他们一边。
        陈郁对这种手续不完备的会议怒不可遏,气冲冲地回到“海总”机关,向同志们如实地传达了四中全会的全过程,并且公开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对米夫在会上不讲道理的搞法很有意见,也不赞成没有做过实际革命工作的王明当中央主要领导人。“海总”的党团会议听了陈郁的传达,讨论得很热烈,陈郁又提议用党团的名义起草一个申明书给中央,并指定陈修良为申明书的起草人。陈修良写好初稿后,陈郁亲自修改定稿,然后经党团会议一致通过,送到了党中央。这个《申明书》尖锐指出了四中全会决议对“立三路线”问题的错误论断:“立三路线破坏了党与团的组织,破坏了红军,使中国革命倒退了”,“四中全会的决议还说立三路线是‘右倾’,难道还要更‘左’吗?”
       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陈郁竟然送来了这样一个《申明书》,使米夫、王明大感意外。他们立即找陈郁谈话,说“海总”党团犯了“严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国际’”,并强令陈郁向中央写“悔过书”。陈郁坚持自己的看法。正在这个时候,“全总”党团负责人罗章龙等人策划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反对四中全会,并发表了一个宣言。陈郁不加思索地同意了这个主张。其实,他并未参与研究“非常委员会”的名单,也没有看过罗章龙等人起草的《宣言》。但王明等人还是要陈郁向中央写“悔过书”。陈郁于1931年2月3日写了《声明书》,被迫承认错误,说“我所犯的错误是对由国际批准的四中全会,表示不满”,“我在四中全会的态度足已经表示不满意四中全会。我出了这个会场依然继续我的不满意见,首先是不经中央的决定,自行超组织的召集‘海总’党团全体会议做决议表示对四中全会的不满意”。陈郁的《申明书》是被迫写的,但他维护党的团结的愿望是真诚的。他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申明自己放弃反对四中全会的立场,并由衷地希望全党团结一致,以对付疯狂进攻工人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他还专门找罗章龙深淡了一次,指出他们的行动严重危害党的生存,要求他们取消“非委会”。
       陈郁虽然改变了反对四中全会的立场,但是在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等重大问题上,又同王明等人发生尖锐分歧。陈郁深知自己在上海难于立足,他对王明篡夺党中央领导权后不断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怪事感到茫然,总觉得自己的理论水平不够,提出了到苏联学习的请求。王明等人顺水推舟,立即表示“同意”。于是,陈郁又开始了在苏联长达9年的坎坷的历程。
        1931年6月4日,党中央通知陈郁到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他化装成水手模样,同李维汉一道乘一条航行于上海和海参崴之间的外国轮船去苏联。轮船抵达海参崴后,他们在“海员俱乐部”找到了联络人,接上了头。正在和莫斯科有关单位联系时,王明在苏联的追随者却说陈郁、李维汉在国内站不住脚,走投无路,私自跑到苏联来了,建议“太平洋运输办事处”不送陈郁、李维汉去莫斯科。幸亏“海员俱乐部”的同志直接同莫斯科中共代表团联系,才证实了他们的确是中共介绍到苏联来的。于是,他们改乘火车,经过12天的行程,终于抵达莫斯科,到离红场不太远的列宁学院报到。这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为各国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招收的学员大都是担任过一定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或者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毕业后来此深造的党员学生。陈郁被分配在普通班,李维汉分配在英语班。
        陈郁入学不久,就被学院党委任命为中国民族组党支部书记,在列宁学院的中国籍师生员工都归这个支部领导。陈郁学习积极,工作认真,忠诚正直,受到了学院领导和同志们的称赞。中国民族组党支部工作也很出色,党内空气活跃,大家都能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支部成员有曾经担任过党主要领导人的李立三,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有蒋介石的儿了蒋经国,有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教员的周达文,还有林铁、杨秀峰、吴克坚、苏瓦等五六十人。他们讨论会开得特别热烈,其中发言最多最长的又数李立三和蒋经国。李立三在发言中经常自我检查关于“立三路线”的错误,态度真诚,材料具体;蒋经国发言则经常痛斥他那个背叛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老子蒋介石。主持会议的陈郁对他们发言中的积极部分都加以肯定。
        王明也于1932年1月到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他一到莫斯科,立即挑起了一场新的宗派斗争: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学院组织中国籍师生开大会讨论关于上海战争的性质、上海战争是否会引起帝国主义战争等问题。王明把十几个根本不是列宁学院的学生也派来参加。他们在发言中提出:上海战争是在我党领导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争有可能引起帝国主义战争。多数人不同意他们的见解。陈郁说,上海战争是民族革命战争,但并不能说是在我们党领导下进行的;上海战争也不一定会引起帝国主义战争,因为从《真理报》的报道中,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王明对陈郁的发言很恼火,认为他不承认上海战争是在我党领导下进行的民族革命战争,就是不相信党的领导,就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不久,王明又专门到列宁学院作了一次关于“民族革命战争问题”的报告,引用许多马、恩、列、斯的片断条文来论证他上次发表的观点的正确性,以压服陈郁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周达文当时站起来发言,也引用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对王明的观点加以反驳。于是,王明等硬说列宁学院的中国民族组支部和前任支部书记周达文犯了政治路线错误,理由是没有组织师生学习研究共产国际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决议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并声称要将他们清除出党。陈郁作为现任支部书记则认为周达文虽有错误,但不属政治路线错误,而且也不能把个人的错误同整个中国民族组支部混为一谈。陈郁的发言得到了林铁、杨秀峰、何一民等人的支持。学院党委对这一场斗争保持中立,把争论上报共产国际处理。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作结论指出这是“无原则的争沦”,“应马上停止”。
        事后,王明等人便集中打击陈郁,在师生中诬称“陈郁是右派首领,在莫斯科组织右派和党对抗”,要师生们不和陈郁接近。王明想用改选支部的方法把陈郁搞下去,但是投票结果,陈郁仍然以最多的票数当选为支部书记。五个支委中(其中两个是候补支委)只有一个是王明的追随者。
       后来,王明又到列宁学院组织中国民族组支部批判陈郁。因为陈郁在不久前传达共产国际的决议时说过“国际决议是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然而中国今天处在民族战争环境中,我们的任务不仅要争取工人阶级,而且要争取工农小资产阶级大多数,这是符合中国革命迫切需要的”。这本来是完全正确的观点,王明却说陈郁这样讲是公开的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露骨表现,接着便宣布撤销陈郁的支部书记职务,要他检讨、交代自己的问题,并要他承认犯有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决议、反对党武装人民抗日、提出了白区工作应反对“左”倾危险的言论,以及同国内右派的通信拒不交党审查等错误。陈郁对此要求答辩,王明等不准他发言,主持会议的杨秀峰和林铁据理力争,让陈郁发了言。陈郁在发言中逐条批驳了强加于他的所谓“错误”,他说:我并没有反对国际决议,我是按国际决议的精神,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谈谈自己的学习心得;我并没有提出反对党武装人民抗日的主张,而是认为武装人民抗日是正确的主张,但应根据不同的地区,有的是行动口号,有的是宣传口号,党在白区工作的主要危险是“左”倾,这是根据我个人在广州、香港、上海等白区工作经验教训得出的看法,这的确是值得注意的。至于所谓“右派来信”,则是一封普通家信,而且许多中国同学都传阅过,后来不见了,不是拒不交给党审查。
        事后,王明等人不甘心,又策动和强迫一些同志来“揭发”、攻击陈郁。
        杨秀峰、林铁、何一民、王学文等都因为主持正义,反对王明等人对陈郁的错误作法,结果也受到迫害,被送到苏联乌拉尔等地区工厂“劳动”。由于陈郁在党员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王明还暂时不敢把他送到工厂劳动。
        1934年1月,列宁学院开始清党,在王明等人把持下,陈郁被列为列宁学院清党重点对象。他们要陈郁在全院师生大会上“交代”自己所犯错误,并布置一些人对他进行批斗。会上,康生等发言攻击陈郁,王明也诬蔑陈郁对自己的“反革命错误”认识不够等等。会后,陈郁向学院清党委员会申诉,否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学院清党委员会也明知许多不是事实,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王明的把持下,提出要开除陈郁的党籍。学院清党委员会不同意开除党籍,而给陈郁以“最后严重警告”,“到工厂参加生产”的处分。王明亲自找陈郁谈话,说:“这次不开除你的党籍,为的是不给你在国内的右派同志捞取政治资本。”嗣后,王明等人实际停止了陈郁党的生活。他们欺骗他说,你先到工厂报到,以后再把组织关系转去。但是,陈郁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报到后很久,王明等人一直没有把关系转去,等于把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籍取消了。
       陈郁1934年3月到工厂后,积极劳动,认真学习技术,很快就成了厂内受到尊重的技术工人。半年过去了,他见自己的组织关系还未转来,就先后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八个报告,要求转组织关系,分配适当工作。工厂党委也正式给中共代表团发了公函,要求把陈郁的组织关系转去,但都如石沉大海。1935年夏天,经工厂批准,陈郁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康生表面答复可以解决,要他回去等;可陈郁回厂后,又是音讯全无。这时,他知道王明等人是不会恢复他的组织关系的,也不会批准自己回国工作,只好继续努力做工,学好技术和俄语。他每月都超额完成生产定额(一般都要超过50%左右),并被升为八级技工,在全厂工人中领取最高工资,不久又提升为工长、技师,全厂都称他为“红色工人彼得”。1935年,苏联的清党运动波及基层,陈郁所在工厂许多工人被捕,连冯玉祥派去的几位工人也被捕了,但陈郁却在工人保护下留了下来。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郁又四次上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批准自己回国参加抗战,仍然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回音。
         1938年10月,任弼时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9年初,他的秘书师哲与共产国际东方处处长马尔特维诺夫一起,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一堆档案材料,从中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才知道陈郁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任弼时等看了对陈郁的处分决定后,认为理由站不住脚,当即报告了共产国际干部,并把陈郁请到莫斯科,听取了他本人的申诉,让他回厂等候共产国际的批复。
        1939年11月,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到莫斯科,在听了任弼时的汇报后,一面决定要陈郁办好离厂手续,到共产国际招待所来,一面亲自与共产国际监委一起处理陈郁的问题。共产国际监委在研究了陈郁的全部材料后,做出了取消1933年给他的“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组织关系、请中共代表团送其回国工作等决定。共产国际监委的决定还特别指出:“陈郁在六年参加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表现是好的,他是社会主义的技师及突击员”。陈郁所在工厂的党委,在给陈郁的鉴定中也给予他很好的评价,称赞他是红色国际主义战士,社会主义生产突击员。
        1940年2月25日,陈郁随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蔡畅、陈琮英等,一起回到阔别了9年的祖国。
        陈郁回国到达延安后,立即向党中央秘书长李富春请求上抗日前线,为拯救危难中的祖国贡献力量。当时正准备召开党的“七大”,中央党校办了一个由高级干部参加学习的“七大”预备班,中央决定陈郁到预备班学习。
        在中央党校,陈郁聆听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并结合自己将近20年的革命实践,深切体会到王明的那一套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而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则是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中国革命致胜的法宝。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自己所走过的历程进行了严格的解剖,写出了近三万字的学习总结(自传)。他还经常为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机关干部和职工班学员作报告,用自己经历的生动事例讲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为推翻三座大山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坚定学员革命必胜的信念,激励他们踏着先烈的足迹,奋勇前进。
        陈郁虽然长期受王明错误领导的迫害,但回到延安后,从来不向别人诉说。即使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也只是简略地谈谈在苏联的学习、工作情况,就把话题转到谈谈延安的学习和生活上来,对个人往日的坎坷经历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很多同志都不知道他遭受的种种磨难。直到整风运动中,全党对王明的“左”倾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判,许多受王明“左”倾错误残酷打击迫害的同志纷纷起来揭发控诉时,陈郁当年受王明等人诬陷的冤案才公之于众。同志们知道后,对王明等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同时也十分钦佩陈郁的宽宏大度。很多同志向他表示慰问。他感谢大家对自己的好意,诚挚地说:个人受点委屈不要紧,我们现在重要的是通过整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党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真正兴旺发达起来。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解放区的生活十分艰苦。刚从苏联回来的陈郁,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努力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没有烟叶,他就坚决把烟戒掉;发下的衣服较少,他便夜晚洗了晾干,白天再穿上;冬天脚冻裂了,便刚煮熟的土豆糊在裂口处。
        在大生产运动中,陈郁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上山开荒种地。他挥镢掏地,挑水浇田,赤脚跳下粪坑挖粪施肥,种下的白菜和西红柿等都长得特别大。他把自己的劳动果实除交给党校的食堂外,还经常挑选一些好的送到杨家岭中央领导同志的食堂。陈郁是工人出身,会开汽车、驶轮船,但坐下来学纺线却是个难题,有人劝他算了。他不服气地对别人说:“周恩来同志和朱老总在百忙中都参加纺线,我难道就见难退缩。”经过努力,他终于学会了纺线。
        1943年,陈郁调到陈云领导下的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边区的工业生产。
        延安温家沟农具厂、何家岔枪厂、陕甘宁边区修械厂等厂,原来都是生产民用产品的工厂,后根据中央的有关决定,西北财经办事处把这几个工厂合并为兵工厂,生产掷弹筒、枪榴弹等武器。并厂后,工人们克服种种困难,努力生产,但初时制造出的子弹质量不过关,有的子弹出枪口不远就翻跟斗,打不中目标。为了改进子弹的制作,陈郁到兵工厂调查研究,直接从工人中了解操作技术及工作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听取意见。经过综合分析,终于找到了原因,是由于弹头壳太薄和铅的质量差所致。于是,他决定用土法改进技术,提高冶炼水平,将弹头壳加厚,同时在出厂前多试靶,严格检验产品质量,从而解决了存在的问题。
        延安原来只有一个1.3吨的小炼铁炉子。陈郁深入工厂了解情况,发现炉子太小,炼的铁质量也不好,决定要搞“大型”的炉子。他自己任筹备主任,带领有关人员去选炼铁厂的厂址、看煤矿、找铁矿石;还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建炉的方案,提出把1.3吨的炼铁炉改造成5吨的炼铁冲天炉、把又硬又脆的白口铁炼成为低碳的灰口铁的意见。一些同志担心炼铁炉改造以后,木风箱风力小,炼不出灰口铁。陈郁一边比划着拉风箱的姿势,一边说:只要勤拉、重拉,多费些力气,增加些人轮换拉,就可以增加风量,就能烁出低碳的灰口铁来。他还说:敌人封锁我们,企图迫使我们手无寸铁,束手待擒,这是梦想!后来,5吨重炼铁炉终于成功,并且炼出了合格的灰口铁。陈郁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苦干实干的精神,深得同志们的钦佩和赞扬。一次,他和王首道陪同朱德视察边区工厂。他如数家珍地向朱德介绍了边区工人的生产成绩。朱德听后十分高兴,称赞工人的干劲大,赞扬陈郁的工作做得好。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陈郁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对此,陈郁心里感到不安,曾给中央写信表示:自己离开祖国这么长时间,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了,不应担任中央候补委员。希望把这个荣誉让给其他的同志。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党中央立即决定选派大批干部进入东北开辟工作。9月,陈郁到东北任辽西省委副书记。
        陈郁的主要工作是在沈阳领导工人运动。当时,苏军对沈阳实行军事管制,我们也建立了政权组织。但日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特务、土匪的破坏活动仍十分猖獗。陈郁不顾个人安危,常到各区工会开展工作,晚上与大家睡在一起。他主办了工人训练班,对工人积极分子进行政治训练。那时,沈阳市受国民党影响的“东北工联”和“奉天工友会”还存在,这些组织与我党领导的工会争夺群众。市总工会的一些同志主张把它们砸掉,陈郁不同意,给大家讲大革命时期的教训,强调要耐心做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他亲自找那两个工会的领导人商淡,晓以大义,陈以利害,使他们赞成从上到下合并到我党领导的工会系统中来。根据党的决定,陈郁约请东北几个大城市的工会领导人到沈阳开会,商定成立了东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陈郁被选为主任委员。
        在沈阳总工会内设有一个武装部,党决定在武装部的名义下开始建立工人武装,名叫沈阳总工会工人武装教导队。这支工人武装在陈郁的亲自组建下很快发展起来,一个多月就组织了四五千人。党相继派去了一百多名军政干部作为这支队伍的领导骨干,陈郁兼任这支队伍的政治委员。
       11月底,在撤出沈阳开往法库县的路上,法库县的保安队叛变,扣押了公安局长,县长下落不明,法库县委书记跑来求援。陈郁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攻打法库城,救出我们的同志,保卫革命政权。他分析了能够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指出我们的队伍虽然刚刚组建,但我们是正义之师,革命目标明确,斗志坚强,而叛军并不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打它个措手不及。在陈郁带领下,部队向法库城急进,次日拂晓赶到城下。发起进攻后,部队打得很猛,很快就歼灭了敌人,拿下了县城。接着,又在平定康平县保安队叛变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根据东北局的决定,这支部队改名为东北工人教导纵队。在陈郁领导下,纵队一面进行整训练兵,一面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发动群众,向日、伪残余势力和奸商进行清算斗争。陈郁还在部队中积极开展阶级教育,发展党的组织,开办干部训练班,轮训连、排、班级干部。经过整训,这支工人部队的政治觉悟、组织纪律、军事技术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工人武装队伍。  
        1946年3月,根据东北局决定,将工人教导纵队大部份编入了从关内调来的新四军七旅。在1946年3月17日的四平保卫战中,这支工人武装打得极其英勇顽强。
        1946年4月,在延安成立的中央职工大队调到东北,归陈郁领导。4月28曰,陈郁带领职工大队进入长春市,开展工人运动并任长春市委副书记。他非常重视职工干部的培养,进城不到一周,便向东北局请示决定在原伪满皇宫卫办起东北工人政治大学,自兼校长。职工大队的一部分同志被安排到各区去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一部分则去筹备长春市职工代表大会的召开。
陈郁在长春工作不到一个月。由于国民党对长春发动进攻,我军决定主动撤出。当组织上通知陈郁撤走时,他先安排一些带孩子的女同志立即随伤病员撤离,并派人把上级的决定连夜通知到分散在各区工作的同志,自己最后才撤离市区。
        不久,陈郁接到东北局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走出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上改,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指示,并决定由他带领职工大队到合江省(今黑龙江省)的依、勃、桦地区去开辟农村根据地。对于东北局的指示,有部分同志初时想不通,认为自己是搞工运的,现在却要搞农运,有畏难情绪。陈郁向大家宣传建立根据地、解放农民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地迅速做好下乡准备。同志们从陈郁的模范行动中得到教育,稍加整顿后,便满怀信心地奔赴依、勃、桦地区。
        1946年7月,陈郁一行到达依、勃、桦地区后,东北局任命陈郁为该地区的地委书记兼三五九旅政委。
         依、勃、桦地区是个土匪窝,被蒋介石委任为东北先遣军“上将司令”的土匪头谢文东及李华堂、孙芳友等惯匪就在这一带出没,经常破坏交通,残害百姓,袭击我军。当陈郁一行刚进入桦南地区孟家岗车站附近时,便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致使他们乘坐的火车出轨,二人伤亡。陈郁临危不惧,果断地组织和指挥队伍向敌人迂回反击,逼使据守在山顶之敌节节溃逃。到达桦南县后,土匪又乘陈郁等立足未稳,四处骚扰,企图迫使他们退却。土匪的接连挑衅,使同志们有身入龙潭虎穴之感.情绪有些波动。陈郁迅速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敌情和对策,总结受袭击的经验教训,并鼓励大家说:要吃一堑,长一智,只要今后提高敌情观念,了解敌情动态,仔细研究和周密布置,就能知已知彼,立于主动。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与群众打成一片,作调查研究,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在陈郁的教育帮助下,大家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勃利县是匪首谢义东、孙芳友的老巢。陈郁等进驻县城不久,土匪就把城关区农会主任绑走杀害,形势非常紧张。陈郁认识到,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清匪反霸,进行土地改革,壮大革命力量。他把大家组成若干土改工作团,深入到广大乡村,组织农民,进行土改。土地改革初步完成之后,敌人的气焰了就被压下去了,生产也很快恢复起来,不少地方还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踊跃参加人民解放军的热潮。
        与此同时,我军的剿匪作战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1946年底,三五九旅在翎县林海雪原中活捉了横行北满多年、无恶不作的谢文东及其儿子。陈郁在勃利主持公审大会,代表政府宣布将他们处决。不久,匪首孙芳友也被活捉枪决,基本上解决了为患一个多世纪之久的北满匪患,巩固了我党建立的农村政权。
        在陈郁的领导下,经过七个月紧张的斗争,依、勃、桦地区便改变了面貌:打倒了恶霸,消灭了土匪,实行了土改,建立了革命政权。在这些斗争中,陈郁和广大干部、战士、群众结下了鱼水之情。1947年2月,当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群众倾城相送,流泪惜别。
         1947年3月,东北局决定派陈郁到鸡西矿区工作。当时的鸡西煤矿,生产设备残缺不堪,大多数机器遭到破坏,三、四万矿工饥寒交迫,情况极为严晕,很多人都认为要在短时期内恢复矿山生产不可能。但陈郁迎难而上。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怕困难。只要我们把几万工人发动起来了,鸡西煤矿就能复活,就会对战争做出贡献。
       陈郁和大家一起想办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工人群众生活上的燃眉之急。首先从哈尔滨弄来了一批棉布,开办被服厂:又从省里调来一批粮食:还想方设法弄来一批木料和砖瓦给工人修理房子,初步解决了矿工和家属的温饱问题。有些工人初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对共产党心怀疑虑,这时都发自肺腑地说:“共产党来了就关心工人,根本不象敌人反动宣传的那样。到底还是共产党好!”
        矿区生产虽然恢复了,但进展却不快。主要原因是封建把头没打倒,矿工受压制,积极性调动不起来。陈郁认为,必须了开展民主改革,让工人起来自己当家。于是,在他的领导下,矿区开展了初步的民主改革运动,批斗了封建把头,工人当家作主,吐气扬眉,建立了工会,民生选举丁工长、矿长,并在斗争中发展了党组织,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生产局面也就打开了。
陈郁及时地总结了鸡西矿区民主改革的经验并在鹤岗矿区推广,在《鹤岗工人》报上发表了题为《论工人当家》的文章。
        1948年,陈郁调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在陈云领导下,同王首道等一起负责接收沈阳市的工矿企业。他坚决贯彻党的城市工作政策,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工作,顺利地完成了接管工作,使生产迅速得到恢复。
        1949年5月,党中央决定以华北公营企业部为基础,筹组政务院务工业部,并确定由陈郁负责中央燃料工业部,统一领导全国的煤炭、电力和石油工业。他用了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就搭起了煤炭、电力、石油三个管理总局的架子。那时,我党懂得工业生产的干部很少,旧中国的燃料工业又极其落后。面对这种状况,陈郁指出,我们既然能够推翻三座大山,就一定能够建立一个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办法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1948年8月,他在党组会议上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学习任务:第一,学会管理燃料工业的本领;第二,学会同党外工程人员共同工作并充分发挥他们积极性的本领;第三,学会所管部门的专业知识。他自己带头学习,每周至少用二、三个晚上,听专家讲课,努力使自己懂得燃料工业的基本内容和规律。在他的带动下,燃料工业部掀起了一个学习技术知识的热潮。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陈郁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郁出任燃料工业部长兼党组书记。
        摆在陈郁和燃料工业部全体工作人员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解放前夕,全国的煤炭产量只有2000多万吨;电力工业发电装机总容量只有184万瓦,年总发电量只有43亿度;石油工业的底子更差,全国仅只一个玉门油矿,年产原油不过10多万吨。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发展,困难是想而知的。陈郁服从党的需要,充满信心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1949年11月,陈郁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困第一次全国煤矿工作会议,代表部党组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1950年的总方针,应以全面恢复为主,部分建设则以东北为重点。全国各矿必须在安全生产的原则下,完成生产任务。要注意加强经济核算,开展节约运动,降低成本,培养大批技术人员。”他还对当时的工作任务作了具体部署,指出燃料工业战线着重要搞好四项工作,即:在厂矿开展民主改革,改革落后的生产方法;狠抓安全生产;训练干部;提高全体职工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1950年2月,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开滦煤矿开展民主改革运动。
        陈郁认为,办工业不尊重科学不行,搞煤矿没有专家不行。因此在组建燃料工业部时,他就千方百计地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采煤、机电、石油等各类著名专家请出来,对他们委以重任,并一再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尊重专家的领导,维护专家的威信,在技术上要拜专家为师。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政务院任命民主人士李范一担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他立即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反复强调我党执政后与非党人士团结共事的重大意义,还亲自为这位副部长安排办公室和住房,为他的工作创造条件。由于陈郁有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的经历,本人又精通俄语,所以和燃料部的苏联专家相处也很和谐,他把中苏两家专家团结起来,合作共事。在工作中,谁的意见正确就听谁的,讨论重要问题时,他总是鼓励本国专家大胆发表意见。
        1950年2月9日,陈郁先后主持召开了全国电业会议和大区煤矿管理局长、总工作师联席会议,提出要改革落后的生产方法,并通过了《国营煤矿全面推行新生产方法的决定》。会后,陈郁带领工作组深入焦作等大型煤矿进行检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跑了许多重点煤炭、电业和石油基地。到1952年,新采煤法的产量已占全国煤产量的74%以上。
陈郁十分关心工人的安全生产问题。他主管燃料工业后,在主持的第一个会议上,就正式做出了加强安全工作的决定。这是工业战线立的第一个“法”。有不少干部对此认识不足,认为矿井发生伤亡事故是不可避免的。陈郁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对轻视安全的错误思想进行耐心的引导和教育。在他的耐心宣传启发下,能源战线广大干部、职工逐渐树立了“安全生产”的观念。陈郁又主持制定了专门的安全法规——《煤矿保安规程》和《电力技术法规》并用部长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从中央部到基层厂矿,都要建立权威性的、专职安全监督机构;部长授权各级安全机构有权对任何不安全的作业区停止作业。工人有权拒绝到不安全的地区作业,部里还设立了直属部长领导的安全监察处(后升为局)。
        1950年,在陈郁领导下,燃料部整顿了京津唐地区电力网,并使全国发电厂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广大职工以喜悦的心情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自己的成绩和决心,得到了毛泽东的嘉勉和鼓励。
陈郁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各行业工人以煤矿工人的平均文化程度最低,文盲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他认为,这种状念必须尽快改变。1950年,他在关于提高职工文化技术水平的报告中说:“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壮大技术力量,是社会主义带有战略意义的一项基本建设任务。”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出了兴办教育事业即是生产投资的思想,并对职工问题作了具体规定。经陈郁提议,集中了一批从各条战线来的领导干部学习专业知识,称之为“老干部专修班”。嗣后又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北京矿冶学院,他自兼院长。与此同时,还兴办了动力学院、石油学院,以及一批矿工速成中学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等等。
       陈郁和能源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共同奋斗了八年,取得很大的成就。在他任燃料工业部长期间,仅用两年时间就治好了战争的创伤,三年就把煤炭总产量翻了一番;1957年又在翻了一番基础上再翻了一番,把总产量提高到1亿3千多万吨。这是任何国家的煤炭工业都没有过的发展速度,而且这种增长是在保护国家资源、保持采掘平衡、坚持全面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1957年8月,党中央决定调陈郁回广东省工作。行前,邓小平代表中央与陈郁谈话,指出广东省工作搞得好坏,对外影响很大。因此,一定要把广东省的工作搞好,不辜负中央的期望。革命老人何香凝听说陈郁要回家乡工作,非常高兴,在为他送行时兴奋地说:“阿郁要回去为广东人民办好事了!”
        陈郁回到广东后,就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长。工作千头万绪,从何抓起?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到广东能源短缺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因此,他在首次参加的省人民政府全体会议上,大声疾呼要尽力解决广东的能源问题,强调必须下决心组织力量开发煤炭,尽可能就地解决。为了破除“广东无煤论”,发展煤炭工业,陈郁废寝忘食,到处宣传发展本省煤炭生产的重要意义。他根据多年抓煤炭工作的经验,认为广东的煤炭资源一直未进行认真的调查勘探,说无煤可挖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为此,他一方面责成地质部门调集勘探力量进行地勘;一方面组织干部、技术人员深入到一些有小煤矿的地方,了解广东开采小煤矿的历史及现状;还亲自到一些矿区,了解煤炭资源开采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确定了以建设小型矿井为主,因地制宜,采用多种办法开发广东煤田的方针。在陈郁的大力倡导与推动下,广东煤矿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1959年,陈郁到海南岛检查工作。地方同志汇报说:在海南岛西南方向的莺歌海海域,海面经常冒出石油。这件事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回到广州后,他即指示省燃料工业厅在海上钻探。因为当时没有钻井船,只好把钻机架在浮筒上,在离海岸六海里的地方进行钻探,迈出了中国南海石油勘探的第一步。1969年在北京开会时,他专门拜访了地质学家李四光,请教南海找油途径。以后,他又先后向地质部、石油部建议加强南海石油地质的调查勘探力量。中央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他的建议,从各地调来了大批人员和设备,拉开了南海石油勘探会战的序幕。他异常兴奋地说:“当南海喷出石油时,我们广东省的经济就活了。”从1970年到1974年逝世前,他不顾高龄及身体不好,曾数十次来到钻井工地,帮助钻井队解决各种困难。
         根据广东的自然条件,陈郁提出了大力发展轻工业,特别是要大力发展蔗糖生产、争取年产糖一百万吨的计划。他说: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发展生产大有可为。我们不仅要多产蔗糖满足全省人民的需要,还应该支援兄弟省,满足全国人民吃糖的需要。
1958年,周恩来总理到广东视察,在视察江门糖厂时,周总理提出甘蔗全身是宝,要综合利用。陈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狠抓甘蔗的综合利用。他根据专家的意见,提出把甘蔗制糖时产生的下脚料、废料作造纸的原料、糖化饲料、人造纤维等问题。为了推动用蔗渣制造纤维的工作,他风尘仆仆到珠江三角洲、韶关、肇庆和广州市郊调查研究,并主持开会研究解决有关蔗渣、人纤浆粕、人纤丝的收购、调拨及价格政策和纺纱、织布、漂染一条龙协作等问题。经过多年努力,终于生产出了第一批用蔗渣制造的纤维。
        广州市工业基础薄弱,为了把广州市的工业生产及建设发展得更快一些,陈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广州市工业应当走革新、挖潜的道路,改造老企业,重点在轻纺食品工业上下功夫的方针,并亲自具体抓这一工作。广州市稍大一点的工厂,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70年代初,陈郁又提出要把广州工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任务。他对一些工厂和工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不敢组织生产大部件产品提出批评,热情支持一些工厂打破常规闯新路的做法。如广州造船厂生产万吨轮船、广州柴油机厂、生产万匹马力柴油机、广州发电厂改装双水内冷发电机、广州建设机器厂研制转了发动机等等。他都满腔热情地去鼓励和支持。
        广东华侨众多,毗邻香港,交通方便,发展外贸有着十分优越的条件。1960年,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为了贯彻中央调整的八字方针,克服困难,搞活经济,陈郁提出许多搞活外贸的办法,力争为国家多创外汇,并提出了“以进养出”、“来料加工”等等搞活经济的主张。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是我国开展对外贸易的一条重要渠道和窗口,陈郁为此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逝世前,一直兼任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主任的职务,交易会的不断扩大、发展与他的领导和关怀密不可分。
       香港历来淡水供应紧张。1963年大旱,港英当局虽然采取了严格的控制用水措施,但居民的生活、生产用水仍然极其困难。港九各界于当年5月24日致电陈郁省长,要求祖国支援淡水。陈郁经中央和省委批准,立即复电表示同意并带领人员踏勘现场,组织人力、物力,突击施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修建了83公里引水渠道,经过八级提升,把淡水送到了香港,以低廉的价格为香港居民每年提供成百亿加仑淡水。
       1966年4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调中央工作,王任重接任陶铸的职务,陈郁任中南局第三书记,主持中南局的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郁初时靠边站,成为被揪斗对象。但他仍积极工作,关心全省的生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等问题。
        1968年2月,经周恩来提名,陈郁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他不畏疲劳,不顾自己的年岁高、身体不好,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并经常深入到各地、县检查指导,解决问题。
        1972年夏天,陈郁到汕头地区检查工作时,由于长途跋涉,过分劳累而病倒。许多同志建议他回广州住院治疗,他不同意。待病情稍微好转,又到六、七个县继续检查工作。回到广州,血压升高,不得不住进医院。此时,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来穗推广优选法,因身体不适也住在医院。陈郁抱病向华罗庚请教优选法在工业上的应用问题。华罗庚为他的谦虚好学精神所感动,高兴地为他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讲解。陈郁听了觉得对工业生产很有用,马上打电话给茂名石油公司和南海石油指挥部的同志,要他们派代表到广州来向华罗庚学习,回去推广应用。
        1973年,广州地区制造的万吨远洋货轮下水,陈郁亲自赶去剪彩。此后不久,陈郁病发,进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转到从化温泉疗养,病情不断恶化。病危时,周恩来特地从北京派来了医疗专家进行抢救,但已无力回天。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南海石油开发。他断断续续地一再对身边人员说:一定要在南海找到石油,找不到石油,总理要批评的。
         1974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宝安人民的好儿子——陈郁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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